当然，在行政复议制度和程序的设计中，还可通过某些创新性的保障机制，进一步提升行政复议的公正性。

[20]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（法工委发[2011]1号）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：你部2010年12月3日《关于违法收入计算问题的请示》（建法函[2010]313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原则同意你部的意见，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，违法建设工程不能拆除的，应当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。实践中，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实施的违法行为正是其中典型。

对于这一部分的不法评价，结论仍然应当是肯定的。[29]如德国《违反秩序法》第24条（比例原则）：1.于第22条第2款第1项和第23条情形，若其与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和被没收人可责难的程度或第23条中第三人可责难的程序相较不成比例，则不得没收。目前，非但各国行政处罚法并未强制要求扣除成本（4）有重要生态、科学、社会价值的动物和普通野生动物不在刑法保护范围，导致蝙蝠、果子狸等不属于珍稀动物但又容易引起大规模公众健康问题的动物，其非法交易不受刑法规制。所以，以认罪认罚从宽为核心的合作式诉讼，并非背离庭审实质化精神以致独立于庭审实质化之外的司法制度。

正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留给世界的沉痛教训和2015年中国股灾带给国人的深刻体认，金融监管必须从片面、局部的微观审慎监管，转向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并行，才能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。即：为具有双重不法性的行为设定刑事追诉标准，设定的依据是前置法与刑事法之制裁配置的前后衔接和比例递进。（二）行政没收的立法位置 采用合并立法模式，需要修改《行政处罚法》。

典型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30条规定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[68]从根本上来说，立法者之所以如此选择，是因为行政没收并不单单只具有行政处罚性质，而是同时含有行政处罚和保安处分两个种类。在本文主题范围内，该章至少需要撰写如下三个条文：[74] 第*条行政没收的设定和实施，适用本法。（熊樟林编：《中外行政处罚法汇编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，第26页）。

这是因为，按照行政处罚的概念标准，制裁性是行政处罚的核心要素。制裁性只是行政处罚的要素之一，除此之外，行政处罚还需要面向违法行为实施（违法性），并且是为了打击或报复（报应性）。

[7]参见冯军：《行政处罚法新论》，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120页。[54]熊樟林：《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模型论》，《法律科学》2021年第5期。[26]在德国，新近立法也已从先前扣除成本的纯益主义，变换到了目前不扣除成本的总体主义（Bruttoprinzip）。行政没收存在两种不同的行为性质，一种是行政处罚，另一种是保安处分。

如前所述，保安处分的启动，必须满足两个要件：（1）事实要件：某人已经实施了社会危害行为，或者是某物具有社会危害性。如果将行政没收纳入总则，会显得极不协调。本文认为，这需要借助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的理论工具。譬如，就没收违法所得而言，既可能是指没收违法行为人本身的违法所得（行政处罚），也有可能是指没收第三人的违法所得（保安处分）。

很显然，这并不现实，没收的范围本身比较复杂，如果没收之前，还要对‘财物的合法性进行判断，那是行政机关无法胜任的，也有碍行政效能[19]。只是在最后的改革方案上，一种选择了更为根本的概念革新方案，认为要重塑行政处罚的概念标准。

当然，两套方案并不完全是孤立的。文章来源：《政法论坛》2022年第4期 进入专题： 行政没收 行政处罚 保安处分 。

这是因为：第一，在逻辑上，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一章到第六章，是有关行政处罚的一整套运行规则，不宜直接从中割裂插入。典型如甲非法经营香烟，没收其买卖香烟的收入和剩余香烟。但是，在将这两个要件运用到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时，仍然存有疑问，这是因为： 第一，在没收第三人所有物中，第三人尽管没有实施或参与违法行为，却存在已被确认的由他人实施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30条规定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但是，必须做限缩解释。[66] 其二，非违法没收尽管不具有违法性和报应性，但是具有制裁性，仍然属于行政制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对于是否承认保安处分性没收，台湾行政罚法立法说明予以否认，认为非违法没收将由单行法另行规定。第三个阶段，是要检查行政相对人是否具有可非难性（有责性），譬如核实相对人是否具有主观上的过错等等。

熊樟林编：《中外行政处罚法汇编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，第102页。实践中，前述公安部1986年12月20日颁布实施的《关于没收、处理违反治安管理所得财物和使用工具的暂行规定》，就是其中典型。

因此，如何选择，其实只是立法政策问题。立法者可考虑增设如下条文：第*条行政没收的设定和实施，适用本法。

第三，从立法例上来看，另设没收专章或专门条款，也较为常见。由于在制度布置上，非违法没收最为紧缺的是权力正当性。[59]如德国《违反秩序法》第22条第3款：于本条第2款第2项情形，即使行为人不受责难，也允许没收该物。（3）对于可能出现的过量没收问题，可经由比例原则加以限制，这也是比较法上的常见做法。

（2）以行为是否违法为标准，可以把行政强制措施划分为对违法行为人采取的强制措施，如强制戒毒等。[20]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（法工委发[2011]1号）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：你部2010年12月3日《关于违法收入计算问题的请示》（建法函[2010]313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原则同意你部的意见，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，违法建设工程不能拆除的，应当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。

实践中，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实施的违法行为正是其中典型。对于这一部分的不法评价，结论仍然应当是肯定的。

[29]如德国《违反秩序法》第24条（比例原则）：1.于第22条第2款第1项和第23条情形，若其与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和被没收人可责难的程度或第23条中第三人可责难的程序相较不成比例，则不得没收。目前，非但各国行政处罚法并未强制要求扣除成本

（4）有重要生态、科学、社会价值的动物和普通野生动物不在刑法保护范围，导致蝙蝠、果子狸等不属于珍稀动物但又容易引起大规模公众健康问题的动物，其非法交易不受刑法规制。所以，以认罪认罚从宽为核心的合作式诉讼，并非背离庭审实质化精神以致独立于庭审实质化之外的司法制度。正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留给世界的沉痛教训和2015年中国股灾带给国人的深刻体认，金融监管必须从片面、局部的微观审慎监管，转向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并行，才能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。即：为具有双重不法性的行为设定刑事追诉标准，设定的依据是前置法与刑事法之制裁配置的前后衔接和比例递进。

至于责任配置的科学调整，则主要是单位犯罪双罚制的贯彻，尤其是要加大对单位犯罪之单位的制裁力度。三、合作诉讼：再造刑事治理现代化的诉讼模式 启蒙运动以降，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经自由资本主义、垄断资本主义，进入了现今金融资本主义时代，不仅风险无处不在、无时不在，而且风险治理方案本身，囿于问题角度、学科视野、知识结构等因素，在成功治理一种风险的同时，往往暗藏着引发另外一种更大风险的可能。

由此决定，如果不能首先确定秩序的架构，更无法厘清秩序框架下的私益各方的权利和义务，无法判定侵权事实、认定侵权责任。2019年《证券法》的法律责任条文共44条，仅市场主体（不含监管主体）的不法行为类型就涉36条47种。

（四）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。以《人民法院组织法》第27条关于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需要，可以设必要的专业审判庭为据，由最高司法机关联合发布司法解释，就三审合一模式创新和具体运行等予以进一步明确。